为纪念首届国医大师何任先生百年诞辰，浙江中医药大学教师代表从中医治学、人才培养、学术临床等方面，撰文回忆纪念何任，进一步传承何任中医药学术思想精华，推动中医药人才创新发展。

　　治学育人医道传

　　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范永升

　　中医要发展，关键在人才。国医大师何任作为一代名医，在长达七十余年的医疗教学工作中，先后担任过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浙江中医学院（现浙江中医药大学）院长，对中医治学及人才培养途径与规律有过深入思考与实践，举办过中医函授班，发表过《和青年中医谈治学》《略谈善于治学和精于临床》《中医的学术发展与人才培养》等文章，足见他对中医治学与人才培养之重视。

　　治学的“五宜三忌”

　　早在1962年，他在担任浙江中医学院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时，就总结中医治学的途径与方法，在《浙江医科大学校刊》第1期发表《和青年中医谈治学》一文，从“认真读书的重要性”谈起，既强调勤奋学习、打好基础、日积月累、持之以恒的重要作用，又列举宋·朱熹熟读精思的例子，即诵读“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但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二百遍时，自是强一百遍。今人所以记不得，说不出，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更倡导理论联系实际，边学边做。同时引用王国维《人间词话》“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治学三境界，鼓励青年学子勤奋学习，坚韧不拔。古稀之年时，何任对治学的方法与途径又进行了深入的思索，认为中医治学也应有宜有忌，并提出“五宜三忌”法。

　　一宜坚实基础。指对中医重要的经典文献，如四大经典以及各家重要著作，应先浏览，然后阅读领会其精神实质，再使之融会贯通，从而打好基础。二宜博采精思。他举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成《伤寒杂病论》为例，并认为清代大考据家戴东原也是以精思善问，闻名于世。因此，研习中医，也应既博采又精思。三宜熟读背诵。传统的学习方法主张“三到”，即心到、口到、眼到。何任先生认为学中医与学文、学手艺一样，“三到”是一种好方法。他认为重要的治则、方剂等都应背诵，这样使用时才会“涌现于脑海，驰骋于腕底”。四宜兼及他学。何任认为研究中医学术问题，往往要从理论、实践，甚至从文、集、经、史等其他学科搜集研究，这样易于触类旁通，便于理解。五宜珍惜光阴。他认为自古大名医都是非常勤奋，珍惜光阴的，只有孜孜不倦，珍惜一切可利用的时间，锲而不舍地钻研、实践，才能学有所得，对医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忌”分别是，一忌道听途说，中医博大精深，是古代科学的瑰宝，学习中医必须踏踏实实。何任十分推崇唐代孙思邈《大医精诚》中“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一段。他举例说，假如听到某位医生用什么方法、什么药物治某病有效，而不搞清实际情况，就道听途说、生搬硬套，必定无效。二忌浅尝辄止。他认为对一门学问、一本书籍，应对其内容有基本理解，不能浅尝辄止、一知半解，为治学之大忌。三忌贪多务得。治学当持之以恒，循序渐进，方为有效。

　　人才培养“一核三径”

　　对于中医人才培养，何任十分重视品德的教育，强调核心是以德为先。1964年，他在《中医学院教学工作初探》一文中指出，“党的教育方针促进了学校工作的革新，使我们能够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在整个教学工作中，抓学生的政治思想是重要的一环”。对于中医队伍而言，他也十分重视培养医德医风，认为“以德为先”对医生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在担任杭州市中医学会会长时，就拟定了十条中医信守公约，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医从业人员应该恪守医者仁心职业道德的期盼。对于名医的理解，何任认为不仅要医术精湛，而且要医德高尚，崇尚“心诚行正”，强调“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名医，先做一个真正的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对中医人才培养最核心的要求是“以德为先”。

　　在“以德为先”的目标下，何任根据中医人才成长的规律，先后提出了现代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三路径人才培养观。首先，关于现代教育与师承教育，他指出“中医学院与其他院校具有某些共同性，这使得我们可以向其他高校学习经验。但中医学院的教学工作中又有它的特殊性”“中医教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医传统的师带徒的教学形式”“采取传统的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教学方法，对中医学院来说不能忽视”，反映了他对中医人才培养需要现代教育与师承教育有机结合的深入思考。

　　其次，对于中医人才培养，何任十分强调课堂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他认为“学中医，最根本的原则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生的临床实习“在整个中医教学工作中位置特别重要。指导老师应该使学生认清临床实习与课堂讲课的密切关系及临证实习的重要性，让学生通过见习、试诊、独立应诊这些步骤，以掌握从学到用，从用到学的学习方法，并树立临证实习的恒心”，不仅是青年学生，即便是中年医生，要想不断提升学术水平与临床疗效，也离不开把经典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为此，何任还现身说法，他曾治过一因车祸头部受伤、昏迷不醒4天的患者，发现患者神昏目闭，但腹部按之硬，大便多日未下，小便黄赤，气促，舌红，脉沉实等，于是联想到《伤寒论》抵当汤证有关条文，结果用一剂抵当汤，浓煎喂服后，患者大便下，神志转清，续治而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临床作用由此尽见。

　　其三是中医的传承与创新。继承与发展，传承与创新，既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医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何任早年对中医人才培养重视传承的作用，而到后期则更主张继承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缺一不可。他在提出江南中医学家成才十大因素时，其中就有“勇于创新”。他认为质疑、创新是治学的重要方法，指出“纵观历代名医，大多是对古人经验大胆质疑，然后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创造，提出中医学新观点新内容，从而成为一代宗师”，并举王清任为例。他在《三论提高中医临床疗效》一文中谆谆告诫中医工作者“要与时俱进，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有继承、有发展、有创新，不能故步自封”。他在论述传承与创新时，更加突出要按照中医的规律发展，“中医需要发展和创新，但必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特色”。

　　国医大师何任一生共撰写了300余篇中医论文，出版著作教材近20余部。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与他勤奋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医，也与他经历过现代教育与师承学习、重视理论与临床、传承与创新相结合密切相关。何任先生有关治学及人才培养的一些观点，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在今天仍有指导价值，体现了他既是一位中医临床家，又是一位教育家的远见卓识，令人敬佩！

　　社会责任铁肩扛

　　浙江省名中医研究院院长 肖鲁伟

　　近代西方医学的强大优势和迅速传播，给绵延千年的中医造成了巨大冲击。首届国医大师何任先生凭借对中医药事业的赤胆忠心和对医学发展规律的深刻领悟，旗帜鲜明地扛起维护中医、发展中医的大任。当代中医发展史上有著名的“十老上书”“八老上书”，何老不但均列其中，而且在第一次还是发起人，充分展现了他社会责任铁肩扛的豪迈气概。

　　1984年，时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的何老高瞻远瞩，针对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众多瓶颈问题，认为加强对中医药事业的领导，成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机构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基于此，何老毅然联合成都中医学院李克光、南京中医学院丁光迪、山东中医学院张灿玾、湖南省中医研究所欧阳琦、山东中医学院徐国仟、湖北中医学院李今庸、广州中医学院沈炎南、上海中医学院凌耀星、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路志正、辽宁省中医研究院史常永等十位当时全国著名的中医专家，力陈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严重制度缺陷，书呈国务院总理，恳切希望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86年，经多方努力，国务院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国家中医管理局，从此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了专职的政府行政机构。这次上书被称之为“十老上书”。

　　1990年，机构改革如火如荼，风传在机构改革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精简之列，何老联合广州中医学院邓铁涛、中国中医研究院方药中和路志正、中日友好医院焦树德、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张琪、长春中医学院任继学、西苑医院步玉如等八位著名中医药专家，公推邓铁涛教授执笔，呈书党中央，恳切呼吁保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并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尽快建立各省市中医药管理机构。“八老上书”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

　　何老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藏”。党的十七大报告庄重提出“中西医并重”的方针，何老对此激动万分。何老认为，这是历史上党和国家对中医药工作的一次最有分量最了不起的决策，是一个了不起的划时代的创举。他将“中西医并重”理解为“中医和西医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都应该一样”。他说，如果将这些精神真正贯彻下去，那么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也将是非常了不起的。何老还表示，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当前卫生工作四个方面的要求是“安全、有效、方便、价廉”，这符合中医药的“验便廉”特点，这一决策对中医药事业，甚至对整个卫生事业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2008年“中医中药中国行”浙江省中医药工作座谈会上，何老又大声疾呼“中医人要有中医思维”。何老呼吁，不管是医务人员，还是管理者，都要用中医思维来做好中医工作，搞好中医事业。此思想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高层的充分肯定，并在《中国中医药报》头版专文刊登报道。

　　《金匮》研究成效斐

　　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温成平

　　何老出身中医世家，幼承庭训。1938年，何老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四载寒窗学习，赋予了何老坚实的中医基础；长期的临床跟师学习，培养了何老浓厚的中医杂病诊疗兴趣。经综合各家及反复比较，最后，何老以中医第一部临床内科杂病学专著、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的《金匮要略》为研究重点，开始了漫漫的研究与实践之路。

　　1958年，何老编撰出版了《金匮要略通俗讲话》，第一次以白话文形式对《金匮》原文进行全面阐释，受到各地读者的广泛欢迎。1960年，何老又整理出版了《金匮归纳表》，第一次以图表例示的形式全面论述《金匮》学术体系与要点，便于学者掌握知识要领。1982年，由何老编撰的《金匮要略新解》正式出版。此书以《金匮》历代注家为依托，结合何老三十余年《金匮》研究、临床实践之经验，并纵横联系《内经》《伤寒论》等经典，提出许多崭新的见解，同时也为《金匮》研究提供新的思路。1988年，该书的日文翻译本《金匮要略解说》由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日本医生学习中医的重要教材之一。

　　1990年，何老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完成了对《金匮》的整理、校注和白话文翻译任务，其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金匮要略语译》正式出版。其中《金匮要略校注》一书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金匮要略语译》则是在《金匮要略校注》的基础上，用白话文进行翻译的通晓读物，是历代《金匮要略》语译著作中的上乘之作。

　　1992年，何老主编的《金匮要略百家医案评议》由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为学习者更好地将《金匮要略》之理法方药运用于临床提供了直接借鉴的途径。而之后收于《何任临床经验辑要》一书中的《金匮燃犀录》，通过摭拾历代名家探究《金匮要略》之卓见，并酌加按语，把《金匮要略》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

　　此外，在研究《金匮》的同时，何老不仅创办了中医函授社，参与创建浙江中医学院，更是坚守教学一线，全心全意培养中医人才。

　　作为临床大家，何老在临证辨治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足资后学效法。他精研《金匮》，以《金匮》为学术核心，临证常用经方，药味少而效宏。何老提出，临床运用经方欲得效者，大致不出三方面：一是按仲景原旨，辨证准确、方证相合；二是方证既对则药味、用量不随便增损，以免离开经方原旨；三是对仲景用药之药性的真正领悟。有此三项，则用经方自多捷效。故何老每于临诊疗疾，一经辨证确切，凡方证相符者，多予仲景原方取效。

　　何老对《金匮》孜孜不倦的研究，推动了《金匮》学科文献、教学、临床研究多方面蓬勃的发展，为后人诊疗杂病和活用经方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肿瘤辨治真言存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 徐光星

　　国医大师何任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结合自己成功抗癌的经历，于1995年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发表《肿瘤病临床随记》一文，正式提出肿瘤治疗“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十二字原则。此十二字原则，根植经典，综合各家，独摅心得，自提出后就越来越多地得到临床验证和学术公认。

　　所谓“不断扶正”，就是指治疗自始至终要调整正气，培益本元，提高病人抗病能力。何老认为，肿瘤之所以发生、发展，其根本在于人体正气的虚衰，只有在人体正气虚衰的前提下，各种内外邪气才可能侵袭人体，并不断积聚变性，形成瘤毒肿块，从而致生肿瘤，并使肿瘤不断发展恶化。因此，在治疗肿瘤之时，何老强调应自始至终“不断扶正”，细化为益气健脾、养阴生津、温阳补肾。

　　所谓“适时祛邪”，就是指在“不断扶正”的基础上，根据肿瘤疾病的进程、邪正的演化以及病机的转归情况，适时地投用祛邪药物，从而达到邪去正安、体平气和。何老认为，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虽然正气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作为矛盾的另一方，邪气的存在，亦会不断销蚀人体正气，促进癌瘤肿块发展转移，从而影响着疾病的进程，有时甚至会成为这一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治疗肿瘤之时，必须在“不断扶正”基础上，适时地投用祛邪之品。何老认为，以祛邪之法治疗肿瘤，关键在于“适时”，也就是必须根据肿瘤所处的不同阶段，以及西医治疗方法的运用情况等，恰到好处地采用不同的祛邪方法。

　　何老认为，肿瘤处于不同的阶段，人体邪正力量的对比会有明显的不同，故而治疗时应就此合适地采用祛邪之法。一般来说，在癌症早期，人体正气之虚尚不十分明显，而邪气常常成为突出的一方。此时治疗，就应以祛邪为主，兼以扶正，等邪气祛除，正气盛实，身体即能康和。而在疾病中期，一则是人体的正气遭受不断损耗，正虚逐渐明显，一则是邪气不断积聚加强，邪实亦相倚而立。此时治疗，就应扶正祛邪并而用之，既扶益正气，又祛除邪气，一进一退之间，邪去正复，身体渐趋安和。至于在疾病的晚期，由于邪气持续的销蚀耗损，人体正气极为虚弱，正虚成为疾病最突出的一方。此时治疗，即应以扶正为主，略加祛邪，甚则全投补剂，如此才可挽回一线生机，待正气渐复，则自可缓缓抵御邪气，抑制邪气的进一步侵扰。此早、中、晚三期祛邪方法之运用，正如《医宗必读·积聚》云：“初者疾病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魔经久，邪气侵凌，正气削残，则任受补。”

　　根据肿瘤的不同阶段、不同证候以及其他西医治疗方法的运用情况，中医祛邪之法亦有所不同。何老认为，从临床实际来看，大致可分别为清热解毒法、活血化瘀法、化痰散结法、理气解郁法等四种。清热解毒之药物，常常选用白花蛇舌草、猫人参、三叶青、半支莲、半边莲、蒲公英、冬凌草、夏枯草、七叶一枝花、板蓝根、野菊花、金银花、连翘等；活血化瘀之药物，常常选用归尾、红花、川芎、丹参、莪术、桃仁、乳香、没药、泽兰、石见穿、蒲黄、五灵脂、水蛭、全蝎等；化痰散结之药物，常常选用半夏、瓜蒌、皂角刺、夏枯草、海浮石、生牡蛎、鳖甲、藤梨根、山慈菇、浙贝、昆布、海藻等；理气解郁之药物，常常选用柴胡、香附、陈皮、小青皮、郁金、枳壳、厚朴、川楝子、佛手片、广木香、沉香曲、大腹皮、八月札、九香虫等。

　　所谓“随证治之”，即是指在综合考虑肿瘤疾病的基础上，在“不断扶正”“适时祛邪”的原则指导下，依随患者就诊时所出现的各种突出证候表现及体检指标，针对性地辨证治疗。何老认为，虽然同属肿瘤，但不同的患者，或同一患者在不同时间、不同阶段、不同治疗方法之后，就可能出现不同的证候，或不同的体检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采用同一治疗方法，而应根据患者就诊时所出现的各种证候表现及体检指标，针对性地辨证治疗，这就是“随证治之”。如患者出现明显黄疸，生化指标显示肝功能异常、血清酶学异常，此时就应对其祛湿热、退黄疸，恢复肝功能及血清酶学指标。《伤寒论》有云：“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当是如此。